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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印發許善達會長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培訓會上講話的通知
發布時間：202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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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印發許善達會長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培訓會上講話的通知
中稅協發[2012]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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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注冊稅務師協會：
上海“營改增”試點以來，增值稅擴圍改革的政策效應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7月12日，許善達會長應邀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舉辦的培訓會上作了題為《1994年以來稅制改革歷程與當前的“營改增”》的演講。我們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現印發你們，供參考，以更全面地認識“營改增”稅制改革及其為注稅行業帶來的發展機遇，進而推動注稅行業為“營改增”作好服務。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
二〇一二年八月八日
1994年以來稅制改革歷程與當前的“營改增”——許善達會長在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培訓會上的講話(根據
目前我們的稅制框架是在1994年稅制改革時形成的，對現在稅收影響最大的就是1994年形成的這個稅制的格局。在1994年稅制改革方案的研究過程中，因為增值稅和所得稅當時占整個稅收比重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是研究的重點。
增值稅本身有許多特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到底是什么類型的扣除范圍?有生產型、消費型、還有收入型，這么三種類型。所謂生產型，機器設備稅款不能抵扣，你可以扣除購進的原材料、燃料、動力，這些都可以扣，但是買的機器設備，基本建設，比如說蓋房子這些，里面的稅款不能抵扣，這是生產型。所謂收入型是固定資產里面，你買的機器設備雖然含稅款，但是全部稅款不能一次抵扣，只有機器設備當年折舊的那部分價款所含的稅可以抵扣，這叫收入型。所謂消費型就是不管買什么，只要買的東西，那么里面含的稅款都要抵扣。這是一種最徹底的增值稅，像歐洲的一些國家都采用了消費型增值稅，就是購買的無論是什么樣的商品、勞務，里面只要有稅款，統統可以扣掉。因此，1993年我們給國務院提出的建議方案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全部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同時廢止當時對商品征收的產品稅和對服務征收的營業稅。
就所得稅而言，1994年以前，我們有國營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還有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當時是按照經濟性質劃分，實際上就是按照產權關系劃分，不同的產權關系，所得稅是不一樣的。這種所得稅制無法處理股份制企業的所得稅問題，而股份制是市場經濟中企業主要產權關系之一。所以，這種按產權關系劃分所得稅的制度顯然跟市場經濟方向不一致，因此當時我們提出的建議是合并成一個所得稅，叫企業所得稅或者是法人所得稅。
但是國務院領導主持討論的時候，多數人認為這個方案不行。為什么?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增值稅的問題很復雜，首先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經濟上投資開始熱起來了，所以1993年通貨膨脹的速度比較快，投資過熱。因此，多數人提出購買機器設備的稅款不能扣除，否則不是更鼓勵投資了嘛?于是我們增值稅的方案就改成購買機器設備的稅款不能抵扣，采用了生產型增值稅。這是一個遺留問題。其次，還有一個更大的遺留問題，是確定增值稅的適用范圍問題，因為當時研究分稅制的時候地方收入占70%多，中央只占20%多，實行分稅制，中央要占大頭，特別是在新的增量的分配上，中央要多拿，這樣中央收入的比重才會上升。這么設計給我們提了一個難題，因為當時所得稅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幾，而且國營企業虧損很多，所得稅每年增長很慢，所以在計算整個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時，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眼睛都盯著流轉稅。中央為了從增量中多分到份額，準備分75%增值稅，給地方留25%。如果商品和服務都實行增值稅的話，那么地方的固定收入最多只有20%多。當時大家認為這樣一種分配方案，地方政府難以接受。中央的目標是收入份額從20%多提高到60%，一次性調整到50%以上，然后每年增量中中央多分一點，若干年后增加到60%的目標。這樣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央分75%增值稅以多分收入增量的目標和一次性調整到50%以上，若干年后達到60%的目標如何同時實現?最后想了一個辦法，對勞務部分還保留營業稅，不搞增值稅了，勞務部分的營業稅其實跟改革以前的產品稅一樣，等于是全額征稅、重復征稅。把勞務部分的營業稅不改增值稅了，保留下來，作為地方固定收入，這么一算，地方政府覺得可以接受。為什么?因為服務業每年要增長，營業稅也增長，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中一個能夠每年隨著經濟發展有增量的稅種，等于把一個有增長潛力的稅留給地方政府。就為了這個，就把我們原來報的商品和勞務、服務統統實行增值稅的方案，一切兩半，把增值稅的適用范圍只限制在商品范圍內。勞務部分保留營業稅，這個是因為分稅制引起的，不是專家們、領導人認為營業稅好要保留下來，大家都認為它不好，但是為了分稅制能夠推出去，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能夠就分稅制問題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給地方政府一個隨著經濟發展，收入能夠增長的稅種。是出于這個考慮，犧牲了稅制的規范性，稅制不規范就先不規范吧，先把分稅制保證了。如果只考慮規范稅制，地方政府不同意分稅制，這個規范的稅制也不能出臺。
所以當時相當于從一個規范的增值稅制，倒退了兩大步。這兩大步退下來，倒有一個好處，就是稅率的設計。因為1994年的稅制改革還有一個原則，就是要保持原總體稅負。要是減少收入，對政府不利，當時政府很窮，要增加企業負擔，企業又不同意，因此，那次改革只改制度，在量上保持原來的總體稅負。但是總數不變，不一定意味著每個行業不變，不意味著每個企業不變。原來我們算了好幾個帳，但是最后定了17%，這17%是在保證原稅負的原則下，根據現在的扣除范圍，收17%，就能夠收到原來總體的稅。如果當時按照規范化的增值稅算，不說營業稅，光是機器設備的稅款，要允許扣的話，要想保持原來的稅負增值稅稅率就得定為23%。23%什么概念?已經到了北歐那些福利國家的水平了。歐洲一般非福利國家，像英國、法國都是17%上下到20%之間。這說明兩個問題：一個問題說明當時中國的流轉稅的負擔比起歐洲國家來說太高了，因為是保持原稅負，要抵扣的多，稅率就得高，扣的少，稅率可以低。我們這么多不能扣的，稅率定17%，跟歐洲這個扣，那個也扣，什么都扣的，人家基本上也是17%，可見當時我們流轉稅的負擔比歐洲國家要高很多。
這樣一個抵扣范圍小而稅率與歐洲基本相同的增值稅制還隱含了一個前提，就是“保持原稅負”的17%的稅率是在當時稅收征收率的水平上確定的。這樣就為今后稅制改革中在規范稅制，擴大扣除范圍時保持稅率不提高提供了可能。換句話說，稅務機關加強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以后，可以用征收率提高產生的稅收增量對沖擴大抵扣范圍而形成的減收，從而不必提高稅率。
我們從1994年開始實行這樣一個增值稅制，操作起來以后，原來預定的目標，可以說基本都在逐步的實現之中。首先說要增收，1994年那時候，稅收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的比還是小于1的，95、96年稅收彈性到了1，1997年以后大于1了。大于1就是每年稅收的增長比經濟增長速度快，所以稅收占GDP的比重開始上升，我們的預期目標實現了。其次是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的比重，我們當時是一次性算成55%和45%，每年增值稅增量多拿一點，一年計劃中央提高一個點，五年以后提到60%。結果頭兩年中央比重下降，從55%降到54%、53%。為什么?因為對地方的小稅，過去稅務局不把它當錢，太少，誰也不關注，改革以后，分了國稅局、地稅局，所以地稅務局有一批人就負責收這些小稅，那兩年，那幾個小稅，增長速度很快，幾倍幾倍增長，所以中央收入比重不升反降了。但這只是短期的，因為對于過去這些小稅種流失的征收，在達到一定水平以后，征收率會保持一個水平，增長速度就慢了，最后決定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的還是增值稅。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隨著整個稅收占GDP的比重開始上升，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也開始上升了。
另一個是關于所得稅的問題。合并內資企業所得稅沒有分歧，但對合并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強烈主張，為了吸引外資，我們必須給外商投資很多優惠，這些優惠決不能給內資。因為我們要不給外商優于國內所得稅的話，我們吸引外資戰略就會有負面影響。所以不管規范不規范，對外商要搞一個單獨的稅制，要比內資優惠一大塊，不能給內資，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實施。因此，搞一個所得稅不行，必須搞兩個，內資負擔要重，外資負擔要輕，這是當時所得稅稅制設計的原則。按照這個原則，我們先把內資的國營、集體、私營合并，這個大家覺得不能再分了，因為一個股份制企業里面，無法分股份交所得稅。但是內資企業所得稅本身遺留的問題很多，給內資企業增加了許多不規范的稅收負擔，比如說工資不能全列支，折舊率折的很低等等。這些類似的問題不予解決。否則都跟外資一樣，那不是對外資沒有吸引力了嘛?這樣所得稅就變成了兩個制度并存的局面，這又算一個遺留問題。
對我們稅務局來說，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還不是稅制的那些缺陷，而是稅收特別是增值稅的征收管理問題，是控制虛開發票的問題。1994年新稅制出臺以后，稅務局對稅制的問題根本顧不上研究，能不能把增值稅管住了，是一個挑戰。當時虛開的發票滿天飛，2001年，國務院領導講，如果稅務局解決不了發票管理問題，那我們的增值稅就得倒退回去，還得搞過去的產品稅。為了遏止虛開發票，國務院親自提請人大，增加了一個刑法含死刑罪的罪名，叫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當時全國大概判死刑，包括死緩的100多人，執行的也有幾十個，但就是這種這么嚴厲的刑法都控制不住，犯罪分子還是“前仆后繼”。因為如果抓不住他，那么他騙稅的成本和收益比，誘惑力實在太大了。潮汕案、遠華案、金華案等等，可謂“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全國范圍內虛開發票泛濫。后來我們還是從全世界沒有先例的計算機管票上下工夫，總結了金稅工程一期的經驗教訓，搞了金稅工程二期以后，每個月報稅交稅的比例開始上升，到了2001年7月的時候，超過了98%，說明我們中國的稅務局是能夠管好增值稅的。決策層不再考慮退回產品稅的問題，以增值稅分配為主體的分稅制才最終站穩了。因此，從2001年以后才開始繼續研究稅制規范化，怎么改進稅制的問題。(參考許善達營改增系列講話)
2003年開始提出了兩條改革的意見，第一條，先把購買機器設備的稅款允許抵扣，就是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因為要鼓勵企業技術改造，購進先進設備，淘汰落后的，購買機器設備的稅款如不允許抵扣，不是等于打擊了技術改造嘛，當時這個說法被國務院接受了。第二條，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兩個所得稅法要合并，因為我們吸引外資是靠市場機制，不能再靠稅收優惠來吸引了，而且國內企業稅負那么重，發展確實有障礙，應該享受到國民待遇，所以這個也形成了共識。
這兩個意見形成共識了，但是操作、推行的實踐仍然有很多問題。搞消費型的增值稅主要還是怕減少收入，因此2003年先從發改委搞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開始。當時擔心減收太多，還只允許“增量抵扣”，只有今年增加的增值稅才能用購買機器的稅款抵扣，這是扭曲的消費型。然后第二步擴大到中部崛起的六個省的26個城市按照東北方案辦，但是只限定在26個城市的城區，其他市縣和這26個城區的郊區都不能抵扣，這就更加扭曲了消費型增值稅。第三步西部大開發的企業都可以采取。這樣扭曲的消費型增值稅“試點”了6年，中央2008年決定，從
1994年稅制改革遺留的問題，到2009年，花了17年才解決掉了兩個，從稅制上講，遺留的最大問題就是營業稅了。從那以后，我們就開始研究營業稅要改增值稅的問題。營業稅改增值稅，講道理，沒有爭論，沒有人反對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業稅的制度，它是一個很不好的稅制，這個大家都有共識的。關鍵在于改這個營業稅和原來說那兩個政策的修改，難度和影響的面都不一樣。增值稅轉型，只影響增值稅的企業，它跟別的企業沒有關系，而且只影響那些購買了機器設備的企業，如果今年不買機器設備，稅負不變。所以影響面相對比較小。內資企業企業所得稅減稅，因為當時所得稅占的比重不大，同時，增值稅轉消費型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核銷壞賬，都使內資企業利潤增加，在相當程度上對沖所得稅法定稅負降低的減稅因素，因此，影響面也有限。現在大概企業所得稅占到了21%、22%的樣子，個人所得稅大概是6%到7%，加在一起是27%、28%，這個比重慢慢往上升。但營業稅改增值稅不一樣，這個政策如果推出的話，那對整個經濟影響的范圍，可以說不亞于1994年的稅制改革。
為什么?首先，營業稅改增值稅，基本的要求是減輕負擔。因為營業稅的缺點之一，就是重復征稅，稅負重。重復征稅不利于企業專業化生產，越是大而全的，稅負越輕。越是專業化程度分工很細的，水平很高的，稅負反而重。你把某一個領域做的非常專，做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但是你是單獨一個小的領域的一個企業，那么重復征稅之后稅負重。營業稅使服務業的稅負重于制造業的增值稅稅負，它的這個弊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營業稅改增值稅，第一個改的原則，就是減輕負擔。這比1994年的改革，應該說制度環境寬松了一點，如要求稅負保持不變，那更復雜了，增值稅稅率就不知道該定多少了。第二個是消除重復征稅。重復征稅不利于企業在市場上專業化，不利于提高技術含量。因為要追求大而全，越大而全負擔越輕，越小而精，負擔越重。營業稅就是這么一個稅制導向，所以很多企業都把本來應該單獨搞一個企業的服務業，并到制造業里面。這樣在國民經濟統計中，就把服務業變成制造業了，服務業就少了一塊，所以中國實際上服務業的比重比我們統計的比重要大。這影響了很多公司企業架構的設計。其實在制造業的企業里面，有很多包含了相當一部分成分的服務業，之所以包含在內，原因就在于這樣包含在內稅負低，如獨立經營，稅負高。所以營業稅對于企業集團化，怎么搞專業化，有這么一個導向的作用。所以這次營業稅改增值稅明確購進要扣除，沒有重復征稅。第三個很重要的是原來規定營業稅出口不退稅，增值稅出口退稅。退稅是什么概念?退稅政策是產品出口以后，不但銷售不征稅，購進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的稅款還要退給企業。營業稅是什么概念?出口，不但購進的稅不允許抵扣、不給退稅，出口的這個服務還要征稅。根據營業稅的原則，國外買國內企業的服務，由于提供服務的地點在國內，所以要收營業稅。后來是哪個政策最先把出口不征稅解決了?是文化體制改革里面的一條。翻譯作品，外國委托國內翻譯，國內翻譯完了，用電腦傳給國外了，免營業稅。這是最早解決了營業稅出口不征稅的政策。當然在整個經濟中占的份額很小。后來陸陸續續有一點免稅了，比如說遠洋貨輪，你往境外運輸，免稅，類似這樣的境外服務開始有點政策了。
但是免稅和出口退稅相差很大。免稅只是免最后一個銷售環節的稅，購進的稅，還由企業負擔。出口退稅，不但銷售的稅不征，購進的稅全部退還。這兩個政策力度差的不可同日而語。為什么我們中國變成制造業大國了?為什么沒有變成服務業大國?原因很多，但是制造業出口退稅絕對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1994年不堅決的實行出口退稅，中國制造業大國是形不成的。光靠這個不行，但是沒有這個肯定不行。這個政策對于商品的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其他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的服務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跟我們服務出口不退稅，甚至相當多的服務出口還要征稅，有直接關系，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制定的各項指標，經評估唯獨兩項沒有完成計劃，一個是節能減排，就是治理污染這部分，另一個沒有完成的就是服務業發展，其他的都是超額完成。其中服務業沒有完成，服務業應該增加的就業人數也就相應沒有完成，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結果。所以考慮十二五規劃的時候，現行稅制遺留的營改增這個大問題，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十二五規劃要求發展服務業，增加服務業就業，包括增加技術含量，我們服務業里面有很多科技開發的企業都算服務業，比如說研發和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等，這都是服務業，都征營業稅。所以，現在提出營業稅改增值稅，就是要跟國家的大形勢連在一起。
營業稅改革，雖然議論了好幾年，但是一直達不成共識，最大的問題還是一個收入問題。營業稅改增值稅，首先服務業要降低稅負，服務業不降低稅負，營業稅改革沒有意義，這是第一條。同時，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后，制造業也降低了稅負。因為制造業增加了扣除的范圍。原制造業購買服務取得的營業稅發票是不能抵扣的，改成增值稅以后，購買服務時同樣取得的是增值稅發票，那么就可以抵扣了。所以營業稅改增值稅，不但降低了服務業企業的稅負，也降低了制造業的稅負。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全面推行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話，那將是中國所有企業全面降低稅負的一個措施。因為沒有一個企業購進的全部都是商品，沒有一點服務，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會有服務的。如果營業稅全部改到位了，原來購買服務的稅款不能抵扣，現在可以抵扣了，無論多少，絕對是一個減輕負擔的措施。也就是說，營業稅改增值稅這件事情，是一個全面減稅的措施。難的是將要減多少稅，地方政府財政以及相應中央財政能不能承受，最后確定的增值稅的稅率是多少，這是一個需要非常慎重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服務業的營業稅是地方的收入，而且是作為地方政府隨著經濟發展收入上升的一個稅種。改成增值稅以后，一是基數下降了，收入減少了，地方能不能承受?增值稅扣機器設備稅款的時候，中央對地方減收的部分，給了15%的返還。營業稅改增值稅，地方減少的部分，中央不給上海補貼，其他地方中央給不給補貼?二是營業稅是一個大稅種，去年稅收總收入10萬億，增值稅4萬億，營業稅收入規模1.4萬億，改成增值稅后，是共享稅還是地方稅?原來營業稅是地方稅，上海改增值稅以后，仍保留為地方稅，其他地方也必然保留為地方稅，但今后增值稅不可能有兩種分成辦法，如果改成共享稅，按75%、25%與中央分成，那么地方政府隨著經濟發展有增量的稅收沒了，地方政府接受不接受?分稅制要不要改?當然，這是今后的問題。
第三，還有一個一般不大注意到的問題是，提供服務的地方和購買服務的地方，在地方政府之間不是平衡的，一個地方對外提供的服務和購買其他地區的服務，這個量是不均等的。原來是營業稅，這個不均等并不影響相鄰地方之間的收入。現在改增值稅了，凡是購買外面服務多的地方，它的收入就要減少。買外面服務少的地方，它賣出去多的地方，它收入就要增加。所以營業稅改增值稅，不僅是地方政府自己收入減少了，不僅是中央和當地的關系要考慮，地區之間也會產生新的不平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營業稅改增值稅會影響到所有政府的收入，因為每一級都有服務業，縣里也有服務業，市里也有服務業。所以每級政府的收入都會受到影響，包括中央政府，這個影響除了本地影響，還有相鄰的影響。所以營業稅改增值稅，對企業的影響是全面的，對政府收入的影響也是全面的，而且影響的數額大小，差別很大。有的地方可能是獲益的，有的地方可能吃虧。具體數額有多少，不經過測算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講，一定有這個結果。
這樣一項對企業、對政府影響面都這么寬的改革，方案難搞，出臺不容易。實事求是說，財政部、稅務局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討論的多，形成共識很難。現在為什么出臺了?為什么開始試點了?上海俞正聲書記做了特殊的貢獻的。對剛才的幾個問題，首先是對減輕負擔的問題，上海說就是要減輕負擔，不減輕負擔，上海服務業怎么發展?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以后不能寄托于制造業。最近上海寶鋼不在本地擴大生產了，跑到湛江去建分廠，為什么?上海受到各方面資源的制約，再搞大規模的制造業，這個前景不行了，所以寶鋼寧肯拿錢投到外地去搞。上海本身要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污染少，各種好處又多的很。但是營業稅不改，上海的服務業發展不起來，這是一個必要條件。所以上海在2009年開始專門研究上海要想發展服務業，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應該怎么發展。他們討論來討論去，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如果上海真的下決心發展服務業，必須要解決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問題。別的東西不管怎么說，反正營業稅不改增值稅，上海的服務業發展不起來。其次對地方減收問題，上海表示自己承擔，不要中央政府補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因為要想給企業減輕負擔，如向中央財政要補貼，中央給不給補貼，給多少補貼，都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決策，上海的改革就遙遙無期了。第三，這些從營業稅改征的增值稅仍然作為地方收入，不要75%、25%，稅收收入減少由上海自己負擔。這幾個決策都是上海做出來的。有了這幾個決定，財政部也好，稅務局也好，就沒有任何理由說不同意上海搞營改增的試點。最后報到國務院，那么國務院就批準了。(參考許善達營改增系列講話)
上海先行試點的好處是什么?好處在于降低企業稅負，但是服務行業發展的速度加快。稅基做大了，政府的收入實際上也不會減那么多。另外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上海給外地提供服務，可以開具增值稅發票，外地企業購買上海企業的服務，稅款可以抵扣。沒有營改增試點的地方，提供同樣的服務，只能開具普通發票，不能抵扣。那么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同樣的服務，一個是增值稅，一個是營業稅，顯然要選增值稅的企業購買服務。那么上海先改征了增值稅，其他地方的企業購買上海企業服務的需求量就會上升，其他地方對服務業的投資就會被吸引到上海來，上海試點半年，新增試點企業萬戶左右就是試點效果。而其他地方企業購買上海企業的服務，對企業有好處，可以抵扣稅了，那個地方政府的收入減少了。蘇州是第一個感覺到上海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后影響到了蘇州的經濟和稅收。有一部分蘇州企業，本來是買蘇州企業的服務，現在到上海去買上海的服務了，蘇州服務業市場縮小了，本來購買服務的稅款不能抵扣，要交稅，但購買了上海的服務，就能抵扣稅，蘇州市的稅收收入就沖掉了一塊。
對于營業稅改增值稅，按照業務部門的意見是不贊成按照地區來試點的，希望按照行業試點，選定行業全國推行，這樣的話，行業內部沒有區分，在哪兒買服務都一樣，對市場影響小。但是全行業推不出去，所以還是剛才那句話，規范的做不成，不規范的也得做，不規范慢慢地擴大擴大就規范了。因此對上海要搞試點，應該堅決支持。結果上海1月1號試點，到了2、3月份，全國已經有10個地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要求試點，這個速度，這個積極性，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財政收入減收，上海的方案寫的很清楚，減收的部分中央不給補貼，自己承擔，但是有這么多地方有這個積極性，可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對經濟正面的推動作用，已經被市委書記、市長、省委書記、省長們看到了，他們寧肯承擔減收，都要在自己的管轄范圍之內把這項改革推出去。從這一點看，這方面的共識是非常強的。對于擴大試點的問題，李克強同志在上海講過，要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完成。但是“十二五”期間完成是完成現在這個范圍，還是整個營業稅都完成?可以肯定，至少按照現在試點的范圍，“十二五”期間要完成。營業改增值稅的事情是非常復雜的，如果十年之內把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部完成，就已經很快了。(參考許善達營改增系列講話)
營業稅改增值稅，實際上是給所有做投行業務或者做PE、VC業務的公司，提供了一個新的市場機遇。為什么呢?因為一個交營業稅的企業改成交增值稅了，整個市場的定價要跟著調整。舉個例子，一個廣告公司，廣告收入100萬現在交5萬元的營業稅，實際上廣告公司收入95萬元。現在改成增值稅了，原來的合同要重新談簽。為什么呢?因為現在5萬元營業稅是含在100萬元里的，叫價內稅。改增值稅后再給委托方開的發票是增值稅發票，增值稅是價外稅，價稅是分離的。價是一個數，價外多少稅，合起來是委托方要付的錢(企業提供應稅服務采用價和稅合并定價方法時，按價款=含稅價款÷(1+稅率))。如果還是100萬元，那么按10%的稅率折算，價是91萬元，增值稅是9萬元，這樣委托方就獲益了。為什么呢?委托方同樣支付100萬元，但其中包含的9萬元增值稅委托方還可以抵扣。原來委托方付廣告公司100萬元，廣告公司交了5萬的稅，委托方沒有任何其他的好處。現在雖然委托方還是付100萬元，但是委托方憑增值稅發票交稅的時候可以少交9萬元的稅。對于廣告公司來說，雖然收了100萬元，但要交9萬元的稅，凈收入是91萬，比原來凈收入95萬元，減少了4萬，委托方比原來多得了9萬元。這實際上等于政府在這項改革中讓出5萬元，減輕了企業的負擔。那么這一塊利在購買雙方應該怎么分配?這就是一個需要談判的事。因為廣告公司改繳增值稅以后多繳納了4萬元的稅款，委托方可以抵扣9萬元，那么委托方付給廣告公司價稅合計104萬元?廣告公司不同意，因為剩下的5萬元國家讓利的好處委托方全得了。廣告公司收入還是原來那么多，沒有任何好處，委托方等于多得了5萬。雙方了解了政策就要分享這5萬元。所以現在搞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后，很多企業雙方都在重新談合同。這樣不但影響到進入營改增的服務企業，這些企業要考慮今后對外做生意應該怎么報價，怎么繳稅。而且影響到購買這樣服務的企業，雖然這些企業沒有進入改革范圍，但是改革也影響到了他們的利益。政府讓這一塊，想不想要，怎么分享?所以現在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后，除了營業稅改革的企業本身，還包括與改革企業有業務往來的企業，都需要進行這種相關營改增的測算工作。要測算怎么根據稅率，扣除標準，怎么盈利，同時還要考慮，怎么能夠跟對方談。營改增以后的好處不僅是剛才說的減收那一塊，還包括原來的購進是不能抵扣的，現在購進還可以抵扣一部分。對這些好處，算起來也是很麻煩的。企業要是有稅務專業能力，那么該得多少利益，怎么得到的利益更大，就可以算出來。同樣，企業要能夠把交易對方算清楚了，那就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如果算不清楚，就得不到或者分享的少一點。因此如果企業沒有稅務專業能力，就需要請有稅務專業能力的人給你提供服務。
當前，不只是以上兩項有非常現實的需求，而且還派生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說一個企業集團，內部有很多分支機構，分支機構有的是獨立法人，有的是非獨立法人，這個里面有一系列的機構之間的商務關系。舉一個例子，原來深圳有一個制藥企業，他要建一個研發中心，他就策劃，研發中心怎么建?因為搞研發中心要雇人，要弄房子，要買設備，當然還要交稅，開始想的就是投資單獨設個研發中心。后來有稅務籌劃經驗的專家說，這個不行，這樣設立研發中心，本身研發中心要繳營業稅，那所有營業稅重復征稅的弊端都存在。但如果把研發中心作為制藥公司的內設的機構，這樣購買的機器設備的稅款都可以抵扣。就像再增加一個車間一樣，不僅買的機器設備可以抵扣，其他很多消耗，比如說用電等，都可以抵扣，否則都不能抵扣。所以這個制藥企業的研發中心就納入到企業內部，沒搞獨立法人，得到了不少好處。但是深圳要是搞了營改增，現在的這個設計又要重新考慮了。一個企業，特別是一個大的企業集團，內部機構之間的商務聯系是很復雜的，如果內部機構有一部分的業務活動進入了改革的范圍，對這部分業務活動應該怎么來設計，它是獨立還是不獨立，怎么獨立，資產如何重組，這一系列的問題就需要精心的測算。因為這里面的差額是相當大的，作為一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集團是不能不考慮的。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改革的階段性推進過程，這項改革不是一個小的政策調整，不是一個臨時措施，而是一項長期要推進的改革，可能要面臨很多問題，需要很多條件，但改革的方向是不會改變。這樣這項改革跟相關企業的業務關系是很清楚的。對投行、PE、VC來說，客戶屬于或不屬于營改增范圍與方案設計有關系，企業集團內部不同分支機構之間有屬于改革范圍的，有不屬于改革范圍的，這些都會引起企業集團本身架構的重新設計的問題。引進資本投進去，然后上市、退出，這一系列的問題，這么大的利益的籌劃問題，一定要算清楚。所以營改增這個事情，對市場經濟影響的面是很大的，不是光影響到直接的服務業和直接的制造業，而且對于中介行業，包括對于提供金融服務的這樣的機構，投行、PE、VC這些，都必須掌握這個改革的內涵。只有能夠對這個改革，對服務的對象整體上有一個把握，能夠把改革的影響準確地測算出來，把其中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拿出一個對企業最有利的方案來。剛才我講的只是一些很小的例子，實際上一個企業集團要比這個復雜的多，內部各種關系比這個復雜的多，因此最近一段時間，應該有一批專家對營改增這項改革，對不同企業產生的不同影響做非常深入的研究才行，這樣才能保證為客戶拿出質量最好的方案。
目前10個小行業就會引起如此巨額的稅收利益，影響如此廣泛的企業領域，這項改革在2015年前要完成，其他諸如建筑業、房地產業、通訊業、金融保險業等等行業也會陸續進入營改增范圍。中國稅制在至少10年以內將發生重大變革，企業界，包括實體企業和金融企業，也包括注冊稅務師行業，都面臨重大挑戰，也面臨重大機遇。我們這項改革的成功能支撐中國經濟繼續高速、穩定發展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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